民进各级组织遵照民进四大制定的工作方针，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积极开展多项旨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活动，大大拓宽了工作领域。广大成员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踊跃投身四化建设，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探索面向社会服务的形式和途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80年起，民进的工作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立足本职做好岗位工作

　　立足本职，做好岗位工作，是民进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针对十年动乱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的对现代知识的空缺和业务上的荒疏，各级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各种以提高会员及所联系知识分子岗位工作业务水平为目的的讲座和专业培训。1980年9月，天津市委会举办了“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进修班”，招收会员中中年骨干教师进行业务进修培训，又举办“小学行政干部进修班”，都十分成功，参加的同志在业务知识、教学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

　　民进中央及时进行了宣传，各地组织纷纷学习效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创新。至1983年6月，全会各级组织共举办有关教育、出版、文史、医卫、科技等方面的讲座和报告会880余次，听众达33万6千余人次，这对提高民进成员和所联系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做好岗位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民进中央还恢复编印《文教学习资料》，印发给全会的教师会员，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介绍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受会内外中小学教师的欢迎。民进中央在经费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还创办了流动图书馆，为各级组织和会员提供借阅书刊、邮购图书、查阅教学参考资料、传递信息等多项服务，使几百所学校单位、千余名会员从中受益。

　　由于调动了广大会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会涌现了一大批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人物。民进天津、长春、重庆、成都、苏州、广西、陕西、杭州等省市级组织分别举行了民进会员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在此基础上，为及时表彰先进，交流经验，1980年12月20日，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各地向大会选送的典型经验材料166篇，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交流了各自的先进经验，有22人在大会作了经验介绍，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科研成果和先进事迹图片展览。

　　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次会议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出席了开幕式并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为这次会议举行了招待会，乌兰夫部长，刘澜涛、平杰三副部长等出席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统战部领导还参观了民进举办的科研成果和先进事迹图片展览。会议之后，会中央从众多的先进材料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发至各地组织，在全会进行广泛宣传。

　　1981年4月，国家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首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工作。经过严格评选，民进肖健、金建中、申泮文、汪德熙、杨石先、陈荣悌、蔡镏生、王鸿祯、岳希新、吴学蔺、张沛霖等11名会员，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2月，在“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奖”评选活动中，民进有10人荣获“全国优秀体育教师金质奖章”。至1983年6月，民进会员中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达3000余人次，占会员总数的20%。

　　广大民进会员认真踏实做好本职工作，不仅直接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使组织充满了生机活力，呈现了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民进的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198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久又提出，民主党派人士对国家大事要“知情出力”。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和政策，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信任和长期合作共事的真诚愿望，对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巨大的鼓励和推动。正是在这样的鼓励和推动下，民进各级组织带领广大成员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责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水平。

　　1979年6月，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民主协商会，就政协的人事安排及会议主要内容进行情况通报和协商讨论。民进中央周建人、叶圣陶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以后，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各级政协经常就国家大事、地方施政方针、重要人事安排等与民主党派进行民主协商，听取意见和建议。这种民主协商会，是民主党派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民进各级组织都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加当地党委召集的民主协商会，坦诚地发表意见，提出积极可行的建议。

　　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和担任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民进各级组织认真推荐政治上有代表性、业务上有专长的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至1983年9月，民进当选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担任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的有1000多人，还有不少同志担任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这些同志本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人大、政协会上积极认真履行职责，敢于发表意见，提出对国家人民有利的提案和建议。

　　1981年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期间，民进组委员提交了14件提案，其中，徐伯昕、吴贻芳、史念海、李霁野、张明养、叶至善、徐楚波、郑效洵、马力可、霍懋征、葛志成、方明、巫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灵等17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周建人、叶圣陶、徐伯昕、叶至善、郑效洵、马力可、张景宁、霍懋征、雷洁琼、张明养、柯灵、徐楚波、李霁野、巫宝三、陈一百、吴贻芳、葛志成、王枫、方明等19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了《明确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的提案，这些提案都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民进组委员还联合其他组的委员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发出了《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呼吁书》，在社会引起积极的反响。担任各级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进会员，同样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当地的重大工作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苏州民进主委谢孝思在市政协会上就保护苏州的名胜古迹、古城风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都得到政府的采纳，为苏州这座历史古城重现昔日的光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实行民主监督的基本方法是提出建议和批评。民进各级组织利用自己在教育、出版、文化艺术、医卫及科技界拥有众多会员、熟悉情况的优势，充分发动群众，就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经常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各级组织还通过代表大会、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会、接待会员来信来访等，广泛听取会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向有关方面转达，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民进四大期间，与会代表就我国的教育工作、出版工作、卫生防疫工作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等问题，分别向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卫生部、国家科委提交了书面意见和建议。不久，四部委（局）先后向民进中央复函，对民进所提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作出认真答复。

　　1980年3月，中共中央提议要制订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4月7日，民进中常会作出决定，在全会开展一次为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献计献策的群众运动（简称“双献”）。决定下达后，各级组织立即认真贯彻。仅4个多月的时间里，全会累计召开座谈会、讨论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多条，写出书面材料340余份。民进中央先后编写了93期简报，随时报送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经进一步综合整理，民进中央正式提出了《对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建议》和《关于会员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建议的综合报告》两个文件，于10月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文件均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不久，民进又会同全国政协教育组、中国教育工会，对上海育才中学和上海、辽宁的农村教育进行了专题调查，分别提出了调查报告和《对发展农村教育的建议》。其中关于上海育才中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教育改革的调研报告在《光明日报》上全文刊登；综合形成的民进中央《对发展农村教育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教育领域的“双献”活动取得积极成果后，民进中央及时将这一活动推向其他领域。1981年2月，会中央制定了《关于推动会员对出版工作献计献策的计划》。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西、江苏、广东等地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民进并会同全国政协文化组、国家出版管理局等多次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综合各地材料后，民进于1981年12月向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报送了《对出版工作的建议》，胡乔木同志作出批示：“民进这个建议我细看了一遍，认为调查考虑得比较周到，总的看来，值得采纳”。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也及时复函民进中央，对《建议》表示感谢并答复了有关问题。从事文艺、医卫、科技等工作的会员，也都结合本身的业务，通过组织向有关部门提出有益的建设性意见。一些地方组织还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情况，发动会员开展双献活动，内容涉及地方施政、城市建设和管理、文物保护等许多方面，得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欢迎和肯定。

　　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某些偏差失误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是民主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1981年l0月，叶圣陶副主席针对当时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我呼吁》的文章，呼吁有关部门要端正教育思想，全社会各有关方面要采取“比说话更有效的措施”，把中学生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重压下解救出来，让他们全面健康地发展。叶圣陶副主席的文章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的重视，在当年11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叶圣陶的意见，要求“各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

　　宣传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1980年l0月，民进中央常委巫宝三被任命为国家特别法庭审判员，参加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审。1982年4月，民进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发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深入认真的讨论。在4个月时间里，共收到修改意见和建议745条，民进综合归纳汇集成72条，送交宪法修改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意见被吸收采纳。宪法通过后，民进又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全体成员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宪法，严格遵守和积极维护宪法，大大加强了广大会员的法制观念。

　　各级组织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作出了努力。1981年初，河北完县发生殴打小学教师事件，民进获悉后，立即致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吁有关方面严肃处理打人凶手。1983年5月，四川重庆长寿县发生女教师被毒打和侮辱的严重事件，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得知后，立即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有关方面严肃处理。周建人同时致函《光明日报》，公开揭露这一事件，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要求有关当局对凶手绳之以法，以平民愤。民进领导人的这一举动，履行了民主监督的职责，推动了事件严肃公正的查处，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发挥界别优势和会员特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民进一项新的重要工作。

　　为社会办学。民进历来有为社会办学的传统。早在1962年，广州市委会就成功地创办了长堤初级夜中学。进入新时期后，为迅速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发出了“广开学路，多方办学”的号召，民进立即热烈响应。80年代初，社会上待学青少年较多，针对这一情况，民进各级组织积极开办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和补习班，缓解求学与教育供不应求的社会矛盾，为国家排忧解难。

　　民进在社会力量办学方面起步很早，开创了新时期为社会办学的诸多“第一”的纪录：

　　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沈阳市委会举办了各种有关教育的报告和讲座，是我会社会力量办学的第一次。

　　1980年1月，上海徐汇区委会组建“民进徐汇区文化补习学校”，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第一所民办文化补习学校。

　　1980年11月，山西省一些民进会员和省会部分老中医发起筹办、太原市委会主办的山西中医业余大学，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第一所业余职业大学。

　　1981年4月，苏州市委会与苏州教育学会联合创办苏州业余美术专科学校，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第一所专科学校。

　　1981年6月，会中央组织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等地著名校长和教师赴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进行讲学和培训活动，这是我会智力支边活动启动后的第一次。

　　1981年11月，上海市川沙县民进直属支部创办川沙县民进业余中学，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第一所民办业余中学。

　　这些可贵的“第一”的纪录，是开拓者坚强的足迹。各地纷纷学习他们的办学经验，全会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办学高潮。1981年3月，浙江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联合开办了杭州市中华业余职业学校，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在1982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华职教社办学座谈会上，民进介绍了为社会办学的经验和做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至1984年底，民进有80多个地方和基层组织共开办了184所学校，在校学员62000余人，加上历年已经结业的，三年来累计为社会培养了1l7000余人。

　　民进办的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l.培养、提高中小学师资的进修班；2.培养各种专业知识技能的职业补习学校、专科学校或大学；3.帮助历届高考落选而又有志继续深造的高中毕业生，进行系统学习或单科学习的补习班。另外还有不少退休会员为社会拾遗补缺，办起幼儿园、学前班等。这种办学活动，一不要国家投资，二不占人员编制，聘请的教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长，工作认真负责，保证了较高的教育质量，深受群众的欢迎。

　　开展智力支边活动。在广泛开展社会办学的同时，各级组织还积极支持帮助老少边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组织会内的专家、学者、特级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到那里去开课讲学，开展智力支边活动。

　　1981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民进中央首次组织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五位老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到陕西的延安、西安，宁夏的银川、石嘴山，甘肃的兰州等地进行讲学，并与当地同行一起交流经验。这是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讲学交流活动的首举。之后，民进又组织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特级教师霍懋征等赴内蒙进行教学经验介绍，受到当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不久，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北、浙江等地方组织也相继开展了这一活动。仅一年多时间，这些地方组织先后到30多个边远中小城市进行了讲学活动，作学术、业务知识报告230余次，听众逾160000人次。

　　1983年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的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的挂钩会议上，民进的智力支边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会议还研究确定了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智力支边的内容和措施，民主党派的智力支边工作从启动阶段进入项目支边阶段。民进共承担了70多个项目。会议之后，民进立即组织落实，北京、上海、辽宁、广东、四川、陕西、天津、江苏、浙江等十多个地方组织，先后派出智力交流小组、讲学团、咨询服务小组等，深入到云南、贵州、内蒙、宁夏、甘肃、新疆等13个省的39个县市（区），为当地干部、教师举办各种讲座200多场次，开办中小学和幼儿师资培训班、医卫人员培训班80多个。

　　1984年支边工作进一步深入。当年各地先后派出专家、学者、优秀教师300余人次，深入到全国47个地市县（区），完成讲学、经验交流、培训项目54项，培训师资及各类业务骨干4400多人，参加听讲的近40000人次。支边人员还对边远地区的教育情况进行调查考察。这些活动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称赞民进是“雪中送炭”。不少地方组织还在本省（市）范围内对贫穷落后地区进行智力支郊、智力支农活动。

　　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开展咨询服务工作，是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的又一创举。1982年2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在杭州创办了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立的第一个咨询服务机构。该咨询服务站设置了儿童保健、老年保健和妇女保健三个小组，从计划生育、遗传优生、婴儿营养、老年长寿、肿瘤防治等九个方面为群众开展咨询服务。他们深入基层，义务为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幼儿园和街道各界群众进行医疗普查、医卫防治知识的咨询、答疑，举办科普讲座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健康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及省广播电台对他们的工作都先后作了报道。在创办的当年，就被评为浙江省“三八”红旗集体。该咨询服务站开创了民主党派开展社会咨询服务的先河，各地民进组织纷纷学习仿效，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多做实事。1980年，苏州书画家沈彬如向云南边防前线英勇守边战士赠送了《九骏图》，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总政治部特别邀请他作为拥军代表赴京参加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从而拉开了民主党派拥军的帷幕。不久苏州民进又组织书画界访问团到滇桂前线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赠送书画700多件，受到了前线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和总政治部的好评，称赞民进为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加强军民团结做了件大好事。哈尔滨、长春、北京、广西、贵州等地的文艺界会员先后为募集少年儿童福利基金或图书基金，举行义演；天津、南京等地组织了文艺小分队到郊县为农村教师和驻地部队战士进行慰问演出。这些活动，也都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

　　开展三胞联谊工作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新时期统一战线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民进工作的一个新领域。自恢复活动以来，各级组织在这新的领域不断探索实践，努力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民进代主席周建人当即发表谈话，代表民进表示坚决拥护赞同，并衷心希望台湾知识界、教育界、出版界的老朋友、老同事和所有志士仁人对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继续作不懈的努力。1981年10月1日，周建人主席就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讲话，再次发表谈话，竭诚拥护叶委员长的讲话，并表示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最大努力。叶圣陶、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等民进领导也分别发表谈话，拥护叶剑英委员长的讲话。

　　1982年7月，民进领导人就廖承志同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发表意见，诚挚希望蒋经国先生当机立断，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从速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合作。这些都表现了民进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立场和诚挚愿望。

　　为增进两岸人民以及大陆与海外同胞的感情交流和共识，民进积极开展了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在1981年3月召开的三省四市工作座谈会上，会中央专门研讨了三胞工作。会后，各级组织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通过举行联欢会、座谈会、茶话会等形式，加强与三胞的联系，积极宣传我国政府对台、对港澳的方针政策，鼓励和推动有三胞关系的会员与海外亲友联系，传递亲情乡音，沟通情况，增进了解。

　　1981年10月，民进中央宴请了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柳亚子先生的长子柳无忌教授和蔡元培先生的次子蔡伯龄博士。1982年举行了“迎春节，忆亲人”茶话会。对回大陆探亲观光的三胞亲友，民进会员都热情接待，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亲人的幸福生活，使他们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和信任。对接待有困难的会员，民进组织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各地还组织了一批有影响的稿件，如“访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绣”“吴贻芳北京会弟子”等，经新闻单位采用后，在海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福建沿海地区的民进组织，还根据当地的特点，与有关部门一起制作宣传品，空飘过海，传递乡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积极引进海外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三胞工作的又一新课题。1982年民进广州市委会就开始在这领域进行探索，为当地的企事业单位与三胞之间穿针引线，联系引资合作项目。至1985年，经民进广州市委会联系，三胞与省内有关企业洽谈了投资或合作项目共20多个，吸引资金超过一亿元。其他地方组织也相继开展了这项活动，使这项工作逐步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