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晋京请愿和平的行动，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慌。在请愿团组建后不久，国民党中统局就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汇报，吴铁城指示：“要设法阻止代表团来京”，据此中统局作出部署：第一，在上海车站扣发车头，或不发车；第二，在镇江组织人力，假借“苏北难民”的名义，拦截代表，使其返沪；第三，代表到南京，不准出站，进行围攻，逼使返回上海。上述三项“任务”均指定专人负责。

　　“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当天，上海当局一方面唆使一小撮喽啰打着“上海学生反内乱大同盟”“上海工人反内乱大同盟”的旗号，公开破坏反内战大会和反内战大游行，同时又按照中统局的方案，阻拦和平请愿代表乘坐的列车发车。在这一阴谋被揭破后，他们又卑劣地实施下一步计划，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下关事件。

　　从上海到南京不过300公里的路程，火车正常行驶5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上午11时开车，直到晚7时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足足行走了8个多小时。

　　上海人民代表乘坐的列车开出后，代表们就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开车不久，就有几个冒充列车员的特务要代表团人员写详细履历，说是要对代表团“特别保护”。经大家严辞质问他们见势不妙，就灰溜溜地走了。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一小撮特务有意上车来纠缠，撕掉了车厢里的所有标语口号，换上了他们预先准备的反动标语。到达镇江时，忽有几个身穿蓝色纺绸衫、脸色红润的人上前，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指名要找马叙伦，要他下车“抚慰”“苏北难民”，并要代表团答应到南京后不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他们就卧轨，不准列车开行。代表团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向他们说理，一方面发动全车旅客和他们斗争，最终摆脱阻拦，继续前行。由于特务的纠缠，列车在这里滞留了两个小时。

　　晚上七时，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停车后，民主同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等上车欢迎代表团，几位新闻记者也上车进行采访。代表团成员鱼贯下车后，早有大批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在这里“等候”，另有部分宪兵则在车站各入口处布岗。几名所谓的“苏北流亡青年”上来纠缠，代表穿过站门时，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至，人丛中口笛一响，“打，打！”喊声四起，数百人一拥而上。代表团被暴徒团团围住，在旁的军警“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暴徒的目标是对准了代表团团长、年过花甲的马叙伦。他们按照预谋把代表分割成两部分，将马叙伦及跟在后面保护他的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和前来接站的民盟成员叶笃义、《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等推进候车室，其他代表则被堵在西餐厅。在推拉过程中，代表的手表、现金、钢笔、提包等被暴徒“洗劫一空”，衣服也被撕破。代表要求打电话，宪兵告知：“电话线已被切断，不能打。”宪兵们守住候车室大门，不让代表出去，而让“难民”闯入对代表进行围攻。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并无理提出，要么马叙伦等与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向共产党“请愿”，要么立即回上海。这时阎宝航从西餐厅跑来与“难民”谈判，他们又乱叫“共产党放下武器”，不让阎宝航讲话，并要阎宝航“跪下”。阎宝航坚决拒绝。这时喊声四起，叫嚣要“马叙伦出来！”石子如雨点飞来砸向马叙伦、阎宝航等人身上。车站里已聚有2000多人，所谓难民还在陆续增加，而宪兵却不断减少。晚11时，代表被围攻已近5小时了。这时，忽有一位穿白衣者“高声发令”，特务暴徒穿破候车室的窗户，进入室内大打出手，顿时桌椅、汽水瓶、木棍一起飞向代表。阎宝航和雷洁琼掩护马叙伦，拼力挡住暴徒，结果马叙伦还是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遭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手中提包里有代表团各种文件，暴徒要抢，她死死抓住不放，结果手臂被抠伤。阎宝航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险些致死。叶笃义、浦熙修、高集也均被殴伤。

　　和平请愿代表团自镇江被阻到在下关车站被围攻殴打的详细经过，马叙伦《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有如下记载：

　　午后五时余，抵镇江车站。突有七八人，其中四五人服灰蓝罗纺长衫，一人手旗，上书“苏北难民代表”，指余姓名而问，余应之，即来鞠躬，言是苏北难民，为共产党所扰，逃亡至此，困苦异常，要求余为送还本乡。余等即知其来意。吴耀宗即为言余体不适，请勿与余说话。阎玉衡（阎宝航）亦然。但此辈仍相纠缠。余乃强与言，余等为上海人民代表，入都请求和平，亦为大家痛苦不堪。苏北逃难同人，余等自无歧视，如委托余等将此情转达政府，决不推避；但还乡之事，非余等所能办。此辈乃要余下车一看，加以抚慰。余谓此亦非余等之义务，至难民各地皆有，情形相同，不看亦知。此辈坚欲余下车，余不复置答。吴、阎诸君告以余年事已高，不应相迫。雷洁琼坐旁月台，台上立十数人所谓难民者，向车窗内窥。洁琼亦与相语，且言吾广东人，广东难民不得衣食，远不及诸位，吾辈正因战事不停，人民困苦更甚，所以入都请愿。代表年多六十以上者，不避寒暑而行，无非为人民求解除痛苦也。听者为之首肯。一老人问马先生年几何矣？洁琼答以六十几岁，此老频频点头。如此历时已十余分，相持不得解决。车上职司来促此辈下车。乃去。七时余抵下关。余料仍有事也。果有自称临大学生者来觅余。所言与镇江同。余请胡子婴应之。乃出月台，见军警及所谓难民者排立两行，数不过百。即有人将余与蒉延芳等隔离，挤余入候车室，而劝延芳等至食堂。雷洁琼知余必被困，踵余行，即被殴，劫去眼镜、手表、皮包，里外衣皆破。《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民主同盟盟员叶笃义，亦于此时被殴。上海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亦从余入候车室。而所谓难民代表者十许人，挤而入，一如镇江之所遇，其人亦衣履楚楚也。此辈欲余偕之往周恩来处，余语之如镇江者，且谓余等无偕彼往周恩来处之义务，而余等来京，理应先谒蒋主席。如此往返数次，后乃迫余还上海，又迫余出与其群众语，余皆不允，亦不复与言。相持两时许。阎玉衡自食堂来，与此辈谈，亦不得解决。此辈要玉衡出见彼众，玉衡遂往，即受呵斥，如此二三次。又要玉衡依其所呼口号呼之，复不满意，谓须写悔过书，并跪于众前，玉衡怒斥之。呼打之声骤甚。此时众己当数百。候车室窗外立人数十，有裸上体者。时已十一时许。此辈乃至食堂劝说蒉延芳等归上海，不听；又要抚慰其群，亦不听。意欲下台而无计，乃持玉衡足而提之，复加拳于面体，受重伤。而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由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泡，眼鼻亦伤，腹受跌，遂以痛坐地，坚抱当余前者一人之足，以为凶人也，复觉乃士兵者流，此人亦曳余起，卫余入其办公室，室有床，属余卧。……时余闻一似官长谓其曹曰：这们闹得糟，闹了人命怎么办？既从旁室荷枪而出者数人。余知必往驱散所谓难民矣。果然，嚣声渐止，即有士兵来引余出就车。车上荷枪而立者数人。美法新闻记者自肇事后即来观，有上余辈车随而行者。时已十二时。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载着被暴徒严重殴伤的人民代表的卡车，并没有立即驶向医院，而是驶到了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站岗的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令者押进去。代表们严正抗议，拒绝下车。同行的外国记者这时也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当局无奈，才勉强把受伤代表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这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

　　当马叙伦等代表在下关车站遭困被殴之际，得知这一消息的民盟章伯钧、梁漱溟立即分别往见地方军政当局，要求加派宪兵赴车站保护请愿代表，但没有结果。李济深、冯玉祥闻知后，都多次打电话给军政当局，要求采取措施制止暴行，营救代表出险，也都无人理睬。这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也为营救代表积极奔走。当受伤代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看到受伤代表都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周恩来又立刻亲自和院方交涉，经过再三力争，才争得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饼干。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都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做贼心虚，下令南京所有报纸不得刊登请愿代表被殴消息。但是，纸包不住火，第二天南京几家进步报纸冲破禁令，醒目地报道了这一事件。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国民党妄想掩盖暴行的阴谋迅速破产了。下关事件成为报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在上海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一幅图片，标题是《七个荣誉的受伤者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是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叶笃义、浦熙修、高集等七人6月28日在中央医院的题字，马叙伦写道：“我们虽则被殴受伤，但是我们对于和平的努力始终不敢少懈，我希望上海以及全国的人民必须仍向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把国家于危险中救出。”雷洁琼写道：“只要国家实现和平，我的受伤是有价值的。”阎宝航写道：“我们受伤是小事，全国和平是大事，我希望全国同胞要以血泪继续奋斗，争取永久的和平。”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是他们不顾自身安危、一心救国救民的磊落胸怀的写照。